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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迫不及待  催促举行重庆谈判?
2013-02-01   人民网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于是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之际,上海、浙江的汉奸武装,摇身一变为国军,阻止新四军的进入。广州等27个战略要点,除张家口、古北口由八路军解放,多伦、赤峰、承德为苏军和外蒙古军占领外,其余的战略要点,多由美国抢运的国军所接收。 

赫尔利愿以国格担保

抗战胜利了,战后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抗战以来,美国基于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而其对中共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共也有意与美国接触。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诚恳地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他还委托斯诺将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资料带给罗斯福的顾问居里,并附信一封,表明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态度和决心。

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司令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最先提出:美军应向延安、华北和西北抗日根据地派出观察组。之后不久,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在一份备忘录中,呼吁罗斯福总统派军事观察员去西北、华北。

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在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将军和驻华大使高斯也多次要求罗斯福总统致函蒋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事与之交涉。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明确表示出对国共关系的关切,一再提出美军观察组的问题。蒋介石这才勉强同意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观察组一行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由重庆飞往延安。自此,中共与美国官方有了外交接触。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出热忱的欢迎态度,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积极参与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还向谢伟思提出这样的要求,考虑到战后美军观察组的撤销,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

观察组基于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给华盛顿发去许多报告。这些报告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产生出“激动人心的影响”。美国朝野无不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从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力主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以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国。随之而来的赫尔利,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后又继任美国驻华大使,其在华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调处国共两党的关系,继续中共与美国的对话。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在延安向毛泽东表明:如果蒋介石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重庆,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祉、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并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正是出于对赫尔利的尊重,周恩来才由延安回到重庆,使业已中断的国共谈判又重新开启。

1945年2月13日,赫尔利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共的意见,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国共和谈又陷入僵局。而半年后,抗战全面胜利,蒋介石慌了手脚,已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向其建言,鉴于斯大林的公开态度,大可不必担心苏联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胆地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无论是否接受,毛泽东都将陷入两难之中。如果拒绝,则表明毛无和谈的诚意;倘若真的来了,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国军运往华北、华中等地。赫尔利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这才连发电报,催促毛泽东早日成行。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发来时,据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报》,中央在致徐冰、张明电报中指出:“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共中央还针对来电,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6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换句话说,这些要求如不能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来渝谈判也就不可能。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张。

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同时,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蒋介石又失算了。

 

 

[责任编辑:刘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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